談談《茶館》的主題

茶館》作品剛發(fā)表，就有劇評家批評過：“這個戲……對舊時代的某些舊人卻有過多的低回憑吊之情?！边@部作品融入了老舍相當程度的“低回憑吊之情”，應當說是事實，問題是，這種情感是否就是多余的或者不健康的呢？劇作家“憑吊”了不為丑惡時代所容的優(yōu)秀文化，“憑吊”了苦苦掙扎而終于落敗的善良人物，我們只要尊重歷史，是不難體會老舍對這些憑吊對象的價值認定的。一，“葬送三個時代”的寫作目的 3幕話劇《茶館》是老舍1956至1957年間的作品。它是作家一生中最優(yōu)秀的戲劇創(chuàng)作，正像曹禺先生所說，它是“中國戲劇史上空前的范例”。共和國建立之后的17年里，老舍寫小說很少，卻寫了不少的戲。寫《茶館》之前，1955年他寫了話劇《春華秋實》，1956年寫了話劇《西望長安》，在《茶館》之后，1958年寫了《紅大院》、1959年寫了《女店員》和《全家?！贰恫桊^》跟這些配合時事政治的作品，在題材、風格以及創(chuàng)作模式上，都大不一樣，他重新寫起了解放前寫慣了的“陳年往事”。 二，用寫文化來寫社會 《茶館》要把舊中國的社會變遷演給觀眾看。可是，老舍對政治不大熟悉，這限制了他直接寫社會政治變遷的能力。于是，作家避生就熟，用他了如指掌的社會文化變遷，來折射社會政治變遷的幽微。我們都清楚，一個時代的文化和政治，都從屬于社會的上層建筑，二者之間，具有內(nèi)在的聯(lián)系，社會的政治性質(zhì)總會或明或暗地作用于它的文化，而形形色色的文化世相，也常常能把暗含著的種種政治信息，傳遞給人們。所以，通過寫一個時代的文化現(xiàn)象來反映這個時代的政治面貌，就成了藝術(shù)作品反映社會可行的途徑。《茶館》恰恰體現(xiàn)了老舍選擇了這一創(chuàng)作途徑所獲取的藝術(shù)優(yōu)勢。 一方面，丑陋的東西四處滋生蔓延。另一方面，民族傳統(tǒng)文化里頭有價值的東西，在那樣的年頭當中卻活不出來，甚至要走向毀滅。第3幕，評書名角兒鄒福遠、京劇演員衛(wèi)福喜和飯莊名廚明師傅，各自述說自己如同性命般珍惜的藝術(shù)和技藝，都是朝不飽夕，岌岌可危。明師傅是一個人能“辦一、二百桌滿漢全席的手兒”，到頭來，為生計所迫，變賣了所有的廚具家什，給監(jiān)獄里犯人蒸窩窩頭去了，因為“現(xiàn)而今就是獄里的人多呀！”鄒福遠道出了這些藝人和手藝人的極度苦悶：“這年頭就是邪年頭，正經(jīng)東西全得連根兒爛！”

中的人物的性格特點及形象的作用

王利發(fā)是裕泰茶館的掌柜，也是貫穿全劇的人物。他從父親手里繼承了裕泰茶館，也繼承了他的處世哲學，即多說好話，多作揖。他膽小、自私，又精明、干練、善于應酬，對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態(tài)度。在黑暗的舊中國，盡管王利發(fā)善于應酬，善于經(jīng)營，不斷改良，卻無法抵御各種反動勢力的欺壓。他對此也抱有強烈的不滿，但表達得十分含蓄。就是這樣一個精于處世的小商人，最終仍然沒能逃脫破產(chǎn)的命運。王利發(fā)的悲劇，是舊中國廣大市民生活命運的真實寫照。

常四爺是旗人，在滿清時吃皇糧。但是他對腐敗的清王朝不滿，對洋人更加痛恨。因一句“大清國要完”被抓起來，出獄后參加義和團，以后又憑力氣靠賣菜為生。他正直，善良，敢作敢為，富于正義感。他不諱言他的不滿，對抓過他的特務仍然很強硬，對正在發(fā)愁的王利發(fā)則雪中送炭。就是這樣一個人，最后也窮困潦倒，絕望地喊出：“我愛咱們的中國呀，可是誰愛我呢？”這個形象代表了不甘受奴役的中國人，反映出舊中國人民的反抗情緒。

松二爺也是個旗人，心眼好，但膽小怕事，懶散而無能。清朝滅亡前，他游手好閑，整日喝茶玩鳥。清亡后，“鐵桿莊稼”沒有了，但他仍然留戀過去的生活，不愿自食其力。他寧愿自己挨餓，也不讓鳥兒餓著，一提到鳥就有了精神，最后終于餓死。這是一個沒有謀生能力的旗人的典型，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的腐朽。 崔久峰：“以天下為己任”的革命者―“中國非亡國不可”的失敗主義者 。

吳祥子、宋恩子：順風倒的奸邪小人，靠坑害別人鉆營偷生。

劉麻子、唐鐵嘴等：一群地痞無賴。一個說媒拉纖、拐賣人口，一個是麻農(nóng)相士，算命騙人。這樣一類人物形象，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畸形和病態(tài)。

《茶館》的語言往往能做到“聞其聲知其人，三言兩語勾勒出一個人物形象的輪廓來”。（老舍《對話淺論》）

他們五個人講的話，鮮明地顯示著不同的性格特點：

松二爺軟弱、膽小怕事，害怕惹事；

常四爺耿直、剛強，富于正義感和愛國心；

二德子霸道、逞兇、蠻橫不講理,一副地痞流氓相；

王利發(fā)息事寧人，害怕在茶館鬧出點亂子,因此 多說好話多請安；

馬五爺雖然只說了三句話，卻塑造出一個靠洋教而擺威風、傲慢、虛偽的人物形象。